五问“中国企业的创新驱动为何常常是来源于单个的人，而非一个能有效激发创新的机制？”
六问“中国企业为何频现创新者穷、创新者死的尴尬？”
七问“中国企业的创新文化培育，为何难以跳出‘就创新论创新’的窠臼？”
八问“中国企业如何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，确保他们在创新时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面对上司和老板说‘不’？”
九问“中国企业如何去有效平衡‘行政管理所需的层级’与‘创新管理所需的扁平’？”
十问 “中国企业的创新为何大多是商标创新、包装创新、广告创新和外观创新？”
再看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创新“十问”？
今年历时十天的中国两会（人大、政协）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莫过于总理李克强对创新的再三强调。这自然要勾起我对一九九八年中国两会的回忆。
正是在那年的两会前夕，因为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围绕“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，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”讲了一番话，各级政府自然不敢怠慢，几乎条件反射似地给出了强烈的反响。特别是在随后十多天的两会期间，创新的呐喊差不多压倒了一切，每个代表、每个代表团、每个小组讨论无不言必称创新，很是热闹了老大一阵子。
从一九九八到二零一五，十七年的时间不能算短暂，中国看得见的变化也不可谓不大：无边无际无尽无头的新公路、新住宅、新高铁、新物流、新农村、新城镇，目不暇接，沧海桑田，天翻地覆，令人振奋。但稍加分析，则不难发现，在这些光鲜器物的背后，除了翻来覆去，一以贯之的人口红利、环境透支和资源赤字，却难觅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，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进步的踪影。
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创新效果总是几近于零？
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对创新总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和其三；
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对创新总是叶公好龙，创新好，但一讲到创新需要平等、自由、多元、宽容等马上就不好，就不了了之；
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对创新总是只要、只欣赏创新的苹果，不要创新的苹果树根、干、枝、叶，更谈不上创新的苹果基因。
如此，中国企业要想真正在创新上有所为，就不能不勇于面对我这里创新“十问”；就不能不深入骨髓，深入树根去挖掘制约中国企业创新的毒瘤和毒素；就不能不努力从文化基因的源头上着手，不遗余力地剔之，除之，反复抓，抓反复。
